本文要点:美国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与卫生经济学专家,都认为合理的改革医生及医疗行为的支付方式,是从根本上改善医疗质量以及控制医疗支出的最好方式。。

我想这个问题在中国可能更为普遍,就在人人“关注”医疗、人人“关心”医改,整个社会都笼罩在这样一种氛围的情况下,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医生的待遇问题,却成了上到政府,下到百姓都不愿意、也没有兴趣谈及的话题。而本期的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,在医疗政策板块,就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,阐述美国医疗改革大背景下的医生支付政策的变迁,以及未来可能的趋势。文章的作者来自Center for Studying Health System Change的主席,Paul B. Ginsburg博士。作为政策的直接研究与决策研究者,让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一看医生待遇的评估问题。

在美国,医生的待遇有着一系列立法支持的核算方法,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,也有着一个变革的过程。在美国,一个叫做CMS(Centers for Medicare and Medicaid Services )的机构掌控着医生收入的分配方式,有点类似于咱们国家发改委的性质?而这一分配方式,则是通过经济学与医学诸多领域专家的共同努力,并提交国会制定的统一原则。从最初的基于RBRVS(resource-based relative-value scale)的MPFS(Medicare Physician Fee Schedule),到后来根据SGR(sustainable growth rate)进行调整,如今又面临着ACA(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)法案提出之后带来的挑战。所有的规则都经过了严密的调研与考察,虽然我们身处医疗行业,可以不对这些卫生经济学的名词概念有所不知,但对于一项制度的评估,我们应该认为,有理由和对待学术一样,严格的有理可依,有据可循。

的确,中国在进行医疗改革,美国也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,而且说实话,目前来看,二者的进度都不算太顺利。但二者的确有一点很大的不同。美国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与卫生经济学专家,都认为合理的改革医生及医疗行为的支付方式,是从根本上改善医疗质量以及控制医疗支出的最好方式。

而中国目前的政策,说得偏激一点,似乎是通过将矛盾转嫁、转移公众视线的方式,一方面大打“医改热”带来的效应,另一方面冲淡政府无作为的社会影响。因为我们通过简单的搜索引擎就可以看到,针对医生医疗行为的绩效考核及收入分配的研究,在中国几乎为零。而我们的医院,也实行着几年前,甚至十几年前的收费标准,一个行医几十年的主任医师,挂号费也只有十四元,而在显微镜下辛苦数了半天的细胞计数,也不过几元钱。这又怎能不导致一部分药费和仪器检查费用增高,毕竟医生也是人,医生同样需要生存。

除此之外,美国国会经过了诸多努力之后,最终还是将医师收入的问题交给了美国的医师协会,并通过专业、客观的大规模调查,对不同专业的诊疗费用标准进行了评估核算。如何才能更好的体现医生的价值,而不是通过那些药品,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,更不是仅仅通过简单的提出一个什么“药事服务费”、或是“取消药品加成”等等口号式的政策,而没有实际可行的操作方式就可以简单解决的。相信,这一点也应该成为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政策制定者们借鉴的一点,把这些问题真正交给有能力的人来研究。

每次谈到医疗改革的问题,总会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,医疗行业和环境,的确是在朝着一个良性的方向行进着的。只是希望整个社会,包括政府、百姓、患者、医疗机构、医护人员,我们所有的人,都能够一道,从一个更加全面、合理的方式来看待每一个小问题,并逐步通过科学的方式加以解决。而在这其中,政府相关部门,尤其应该加紧与研究机构的密切合作,从行动中,而不是口号上尽快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。毕竟,医生也是人,也需要考虑很多自身的问题。有些时候,往往是更多的非医疗的因素,造成了临床的低效,而受害的,终究还是患者。

_来源: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》 卫生政策报告

Rapidly Evolving Physician-Payment Policy — More Than the SGR

_ Paul B. Ginsburg, Ph.D.

N Engl J Med 2011; 364:172-176January 13, 2011